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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绝抗日宋哲元避战求和,平津守军拒日军最后通牒

2020年3月15日 - 澳门皇冠官网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率二十九军主要将领于1937年7月28日夜间撤出北平。

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在二十九军成立之初,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所以没有什么纷争。冀察政委会成立后,随着地盘的扩大,因利益纷争,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原先商定好的权力排序被打乱。此时一小撮汉奸亲日派,如齐燮元、张允荣、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唆使下,极力分化二十九军内部。时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主要驻防在天津周围,在北平北苑有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南苑、团河和北平城内也有一些部队。

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在1937年5月时,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方纠缠,借机回山东乐陵老家,行前命秦德纯负责对日谈判,并令冯治安代二十九军军长。

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见进攻受阻,转而以“和谈”迷惑冀察当局。到了7月15日,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在天津宋哲元的寓所开会,在对日战、和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由于二十九军将领意见不一致,使军长宋哲元左右为难,坐失反攻良机。等到大批日军陆续从关外开到平津附近后,形势已经是万分危急。虽然如此,7月27日,宋哲元拒绝了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的最后通牒,并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下令二十九军全体守土抵抗。后接到蒋介石给宋哲元的密电:“稳打三日……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毋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这更加坚定了宋哲元抗战的决心。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9]

7月28日晨,日军向北平南苑、北苑、西苑、黄寺、团河等驻军发动总进攻。驻平绥线“沙河保安队附敌”,日军切断平绥铁路线,北平变为孤城。二十九军官兵不畏强敌,英勇抗战。佟麟阁、赵登禹于中午先后殉国,官兵伤亡惨重。下午三时许,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固守北平三日的问题。随后蒋介石接二连三致宋哲元密电,督促他及时赴保定坐镇。28日晚,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命的刘健群和戈定远秘密来到北平,见到了宋哲元、秦德纯及张自忠。宋哲元答应必到保定。刘健群、戈定远离平仅仅过了三小时左右,宋哲元就带领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等匆匆乘车离开北平赴保定。被迫撤走的第三十七师官兵沿途仍受到了日军飞机的跟踪轰炸。

7月12日下午7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二十九军的广大“留守”官兵坚决反对所谓“和平”政策,除前述李文田领导三十八师进行了天津反击战外,刘汝珍也率部突围。而原西北军将领也纷纷对所谓“和平”政策进行谴责。许多不甘附逆的人多以患病、工作结束等理由纷纷辞职或离开平津一带。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企图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相情愿。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北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觉,迷醉中于12日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

正当此时,北平方面得到了“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的率领下,向驻防天津市区的日军发起反击战”的消息。在这场天津反击战的同时,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两部在通县反正,将通县的日本间谍、特务大部分击毙,并抓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头目殷汝耕,准备送交宋哲元处(但宋已赴保,张等未见到宋。在通过北平城下时,殷汝耕被日军劫走)。

此番妄言传到庐山,蒋介石与奉召前来开会议政的各方人士大为不满,为防宋氏以华北军政之主的新式军阀心态,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梦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大义的逊事。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11]对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

天津反击战和通县反正使日本军方大为惊恐。他们一直以为“留守的二十九军官兵”不敢轻易与日军作战,没想到才到7月29日,天津即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抵抗。因为天津抗战的部队主要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所部,日军方开始怀疑“中国留守部队”的军事长官控制不了自己的属下。特别是通县反正后,日军方对平津地区有兵权的人都失去信任,老牌汉奸殷汝耕更直接被日本宪兵逮捕,追究责任。日方需要一个过去地位较高(在北洋时期或国民政府中做过国务总理级以上的高官,下野后仍有一定号召力)、对日恭顺且没有军权的傀儡。

7月15日,宋哲元针对海内外爱国志士纷纷汇寄到北平的钱款财物,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29日晨,北平各城门大开,“各处岗警均一律换三角符号,未带枪械,指挥交通”。一群没有兵权的汉奸开始粉墨登场——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潘毓桂一上任就完全站在日军方立场,召见新闻媒体,宣布一切抗日、排日言论为“非法”,又抄了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军政要人的家,遣散了阮玄武留下的“保安队”。7月31日,边守靖为代理天津市长,边氏于午后在进德社“非正式就职”。亲日的李景阳随之就职天津警察局局长,警察一律改穿黑制服。李景阳还立即召开各分局长、特区主任会议,派着黑衣警察值岗,甚至帮助日军将零星“保安队”缴械。到8月2日后,日军方开始操纵分别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直接指使汉奸办事,“诸事皆由汉奸操纵”。8月3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期不到会”为名,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8个人一律开缺,“聘”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为委员。

7月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日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惜以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12]的既定方针,加紧调集大军向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延开来。

8月4日晨9时半,日军开入北平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区。8月7日,《北平晨报》上登载了张自忠的声明,说明已于6日将“所有三职务一并辞去”。平津从此进入漫长的8年沦陷期。

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给蒋介石和中国军民以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必要的“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极其干脆地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以慷慨悲壮的语调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3]

此次关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讲话,标志着蒋介石既慎重又决绝的态度,确立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战略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忍让、克制、退缩的政治军事策略,坚定地转入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战略轨道。这一誓死捍卫国土,不惜身家性命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战斗檄文,令全国军民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紧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

当这一切布置完毕,蒋介石于20日由庐山返南京,再度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商讨对日长期抗战的总战略。

在天津一直寻求与日本人谈和的宋哲元,于18日偕张自忠初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14]这个时候的宋、张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军到达,一举将二十九军击溃,彻底占领、掌控冀察与平津政务。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于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蒋公介石在庐山慷慨激昂的陈词和一次次急促的电令置之脑后。宋氏像一个醉酒的猛汉,两腿打晃,在战、和之间左右摇摆,并在焚香燃烛对天神祷告、向地虎求法的苦苦寻觅中,出现了短暂的晕眩与幻觉,满脑子寄希望于日本军方因种种原因突发慈悲,手下留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事变”得以无声无火地平息。在这一错觉与虚幻迷醉下,宋哲元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介公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部队官兵与北平民众在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道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以为日军做出“求和”的榜样。按宋哲元设想的勾钳之术,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中国军队做出放弃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样”,日军就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开始以真诚和平的姿态与中国军民共同建设宏伟瑰丽的大东亚乐土。

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火。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相继秘密调入华北,21日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线向平津扑来。面对宋哲元极其反常的荒唐之举,在南京坐镇指挥的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阵“娘希皮”之后,于盛怒中再度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15]同时叮嘱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并将在津期间与日军签定的秘密协议立即报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为是,擅自隐瞒。[16]

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奏——廊坊之战打响。二十九军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7月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并有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令其务必丢掉幻想,立即恢复一切城防戒备,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定指挥战事。

7月27日,二十九军所部攻复廊坊,激战后不支,随之撤出,廊坊失守。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大规模进攻。集结在京郊南苑一带约七千余名二十九军所部将士被迫仓促上阵,与凶悍的日军展开血战。日军凭借优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战车步步紧逼,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战略指导思想,导致南苑直到大战到来的最后一刻都未能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简陋的营围作掩体,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营围被撕成碎片,营房变为一堆废墟,守军部队受到极大钳制而无法反击。随着通信设备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联络断绝,指挥失灵,致使秩序大乱。战至28日拂晓,守军伤亡惨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战、大混乱、大溃退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三千余名官兵阵亡。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17]

7月29日,北平沦陷。

当日傍晚,驻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一一O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后,奉命向长辛店一带南撤。消息传出,北平民众悲感交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一千多名高校学生,纷纷聚集起来,走出古城,悲愤交加地向这支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部队告别。

一年之前,受抗战爱国人士的影响和鼓动,在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授意下,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组织几千名大中学生进行集训。作为集训总队副总队长的何基沣和学生们相处的日子,被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所感染,特别是那些从关外沦陷区流浪而来的东北学生,内心的悲怆与强烈的抗战爱国热情,使何基沣深为感动,几次演讲皆声泪俱下。为此,何旅长成为力促宋哲元放弃军阀割据,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坚决实行抗日救国的主要将领之一。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二期集训队正在进行,何基沣等官兵返回部队,集训队解散,青年学生们纷纷要求上前线与官兵并肩战斗。正在妙峰山演习游击战术的学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众一道,积极投入到拥军抗战热潮中。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喊出了“保卫卢沟桥”、“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许多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服务人员、市民、甚至车夫走卒,纷纷自发组织起一个又一个不同形式的“劳军团”,前往卢沟桥和南苑一线慰劳英勇守土的二十九军爱国将士。另有为数众多的学生和北平民众携手并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滚烫的毒日下,布满尘土的脸上淌着汗水,逐街逐巷征集麻袋,与守军官兵一道,扛沙运土,构筑防御工事。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何基沣闻知学生们的行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在训令中对他的部下感慨地说道:“这些青春年少的中华儿女,散发出的是何等强大、热血喷涌的澎湃激情,我们如不奋勇杀敌,何以对得起他们的一片忠胆赤诚!”

而如今,麻袋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当局下令自行拆除了,华北守军的最高统帅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长官秦德纯走了,城防司令张维藩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走了。北平守军的兄弟部队,除了部分人员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来,能自由行动的军队都撤走了。在这场溃退大潮中,一一○旅独木难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须尽快撤离北平这块险恶之地。夹在撤退队伍中的何基沣于仓皇中百感交集。遥想当年,在这些热血喷涌的青年学子们面前,
自己曾慷慨陈词,高呼着誓与北平共存亡的口号,走在训练队伍的前列。如今壮志未酬,不但抛弃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也抛弃了这些满腔热忱的青年学子和满城的百姓,开始一场前程未卜、不知身归何处的军事流浪。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视线。

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对守军的不满与愤慨,没有人为之送行,唯年轻的学子们真情不减,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与对未来的期望,向这支败军与败军中的将士恋恋不舍地作最后辞别。学生们跟在队伍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着送别的口号。眼看离北平城已经很远了,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只有西方天际透着一丝血色的微光。夹杂在队伍中的何基沣于心不忍,策马冲出队列,勒住马头,侧转身,望着紧跟在队伍之后满面悲情的学生们,热泪盈湿了眼眶。泪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举起的分明是学生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标语:

“何基沣将军不要走!”

“抗战到底!”

“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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